配资行业四大巨头必须按照规章制度请示汇报

1968年，政治波澜不断。当时，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的职务突然被撤销。这一变动，使得总参谋部的工作陷入了停滞状态。

周恩来总理和林彪等几位核心领导人，随即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他们商讨着，谁能接过这个关键的重担。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建议。

建议的核心人物，是当时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他们希望黄永胜能调任北京，接替杨成武，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一职。

毛主席听取汇报后，做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决定。他不仅仅是同意了调任，更是直接撤去了“代理”二字。这意味着，黄永胜将直接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

周总理随即紧急召见了黄永胜，将这一任命传达给他。黄永胜在接到通知时，内心其实有过一番挣扎，他确实曾想过拒绝这个沉重的职位。

然而，当周总理明确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旨意时，黄永胜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他接受了这项任命，从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军队的总参谋长。

此后，黄永胜与林彪的关系日益紧密。早年的解放战争时期，黄永胜就是林彪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如今来到北京，他们之间的接触更是增多。

他与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几人，因此被称为林彪的“四大金刚”。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风云诡谲，而黄永胜也一步步地走向了命运的交叉口。

临危受命，却心有疑虑

远在东北，另一位军人的人生轨迹也正在悄然改变。1961年，17岁的孙玉国瞒着母亲，参军入伍。他先在公安系统，后来又调入黑龙江边防部队。

他从未想过，在这看似平静的年代，自己会亲历一场残酷的边境战争。那场战斗，将彻底地改变他的军旅生涯和个人命运。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苏边境的紧张气氛日益加剧。从1964年开始的五年间，苏联方面在边境地区挑起了四千多次大大小小的冲突。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是冲突的核心焦点。这两座岛屿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岛上居民世代居住，我国边防军也常年在此巡逻。

然而，苏方却不断挑起事端，不仅残害中国渔民，还阻挠我方巡逻部队登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通过武力霸占这些岛屿。

孙玉国当时担任边防站站长，他带领的部队在巡逻时，经常遭遇苏方部队的突然袭击。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他们往往选择默默忍受，但内心充满了怒火。

1968年1月，苏军驾驶装甲战车，直接冲入七里沁岛。他们在岛上肆意冲撞，导致四名中国公民被碾压致死。这是中苏边境冲突中，首次发生的流血事件。

这一事件之后，中央军事委员会要求沈阳等相关军区，加强对中苏边境线的警戒。同时，明确规定，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必须按照规章制度请示汇报。

苏方的挑衅行为变本加厉，他们派遣大量兵力携带先进重武器，频繁骚扰珍宝岛周边的渔船。珍宝岛的局势因此迅速恶化，战争似乎已是箭在弦上。

鉴于苏方的一再挑衅，我方终于改变了策略。中央允许边防军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还击。这是对过往忍让政策的重大调整。

1969年1月，省军区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正式制定了在珍宝岛上对苏军进行反击的详细计划。这场反击战，将是对国境线的坚决捍卫。

负责边境工作的孙玉国立即召集了会议。他们针对珍宝岛的局势，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方案，以应对苏军可能发起的入侵。

战争英雄，也难逃政治旋涡

1969年3月中旬，苏军动用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战斗机。他们对珍宝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战火瞬间点燃了整个岛屿。

面对步步进逼的苏军，孙玉国带领边防军勇敢还击。他们与敌方的装甲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炮火声震耳欲聋。

苏军的坦克部队对我们的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他们似乎想要将珍宝岛夷为平地，给我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扭转战局，孙玉国率领几名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布设了地雷区。他巧妙地将苏军的坦克引诱到雷区，等待致命一击。

突然一声巨响，苏军用来开道的坦克触雷，立即停在了冰面上。其他坦克开始倒退，不敢贸然前进。

孙玉国看准时机，率领部队开始用重炮压制苏军。他们给予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苏军再次被我军击退。

两天后，苏军再次向珍宝岛发起进攻。我方边防军奋勇还击，在激烈的炮火中，苏方最高指挥官被我军击毙。

这标志着珍宝岛战役，我军最终取得了胜利。孙玉国等边防战士们，面对苏联先进的武器装备，毫不退缩。

他们采用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通过浴血奋战，成功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民族的尊严。这场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士气。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周总理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报告了战况。毛主席听后，对边防战士们的英勇表现赞叹不已。

孙玉国在这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令所有人为之侧目。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展现出的不怕苦、不怕死的勇气，赢得了人们的敬佩。

随后，中共九大召开在即。毛主席特别强调，要安排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战士代表参会。而这位被选中的参会代表，正是孙玉国。

接到通知后，孙玉国怀着激动的心情，匆匆从驻地赶到北京。他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一个他以前只能在新闻里看到的地方。

作为战胜苏军的战士代表，孙玉国走上了主席台，发表了一篇演讲。他详细讲述了边防战士们在边境问题上，如何应对苏军的进攻，以及最终如何战胜敌人的过程。

毛主席和与会的代表们专注地倾听着孙玉国的演讲。当他提及我军消灭了苏军时，毛主席兴奋地站起来，拍手表示赞许。

在场的其他代表也纷纷拍手称快，气氛热烈。会议间隙，周总理走到孙玉国面前，温和地说：“毛主席对你的表现非常赞赏，快过去和他行军礼致意。”

孙玉国满心激动，走到毛主席面前，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他高声喊道：“毛主席万岁！”对孙玉国来说，这仿佛是做梦一般的不真实经历。

九大结束后，孙玉国等十位战士，在毛主席的亲自批准下，荣获了“战斗英雄”的称号。他们的事迹被广为传颂。

而后，孙玉国受到各大军区的邀请，分享与苏军的战斗经验。他的职位也步步高升，从最开始的副团长，最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的副司令。当时，他年仅33岁。

一念之差，天壤之别

然而，黄永胜的命运，在1971年9月13日，随着“九一三事件”的爆发，戛然而止。林彪及其妻儿搭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最终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毁。

机上所有人员均遇难，这个历史性的事件震惊了全国。就在同一天，周总理召集黄永胜等人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事件的基本情况。

随后，外交部传回了飞机事故的详细消息。周总理指示驻蒙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处理相关事务。

他们被要求尽可能收集证据、拍照，并分析事故原因。同样在9月13日，当时追随林立果的李伟信被逮捕。

经过审讯，他交代了有关“联合舰队”及“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计划。随之而来的，是“联合舰队”的成员陆续被隔离审查。

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空军作战部长鲁珉及情报部长贺德全等人，接连被隔离。

直到9月20日，其他成员如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也落入了审查之中。实际上，“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并没有立即对黄永胜等人采取逮捕措施。

毛主席当时对周总理表示：“给他们十天的时间，让他们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允许有错误，能够改正即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黄永胜与其他人员仍正常履行职务。

然而，没过多久，中央接到黄永胜警卫员的举报。举报称，黄永胜在家中焚烧文件。关于焚烧文件的事，确实如举报所言。

黄永胜出狱后曾与自己的儿子回忆当年的举动。他首先想到要毁掉与林彪有关的照片，但在焚烧过程中发现这些照片难以燃烧。

冒出的绿光让他大吃一惊。于是，他决定先烧文件，待火势大了再来处理照片。结果火势过旺，连容器都被烧裂了。

警卫员举报后，毛主席得知了此事。他揣测黄永胜意图毁灭证据，显然是准备顽抗。因此，毛主席指示周总理主持对黄永胜的隔离审查。

于是在9月24日，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以及李作鹏被召至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向他们宣告了中央关于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之后，黄永胜被正式隔离审查，并在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黄永胜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尽管不久后他便获得保外就医，被安置在青岛。

尽管身处青岛，黄永胜的内心却始终充满怨愤，生活过得相当不愉快。晚年的黄永胜心中仍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恢复他的党籍。

他多次书写申诉信，期盼得到回复，但始终石沉大海。1983年，黄永胜因肝病在青岛去世。结合他去世的时机与病情显示，黄永胜的晚年生活确实非常不幸。

军人本色，殊途而同归

被晋升为司令员后，孙玉国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作为高级将领，他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为了学习知识，他特地参加了中央的读书班。

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个决定，让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孙玉国只是一名经历了许多战斗的“武将”，心思比较单纯。

他对我党政治问题并不了解，这也是他被卷入政治漩涡的原因。在读书班上，孙玉国结交了当时的副主席王洪文。

由于受到毛主席的青睐，王洪文曾经被认为是“接班人”。然而，他的行为对党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当时党组织中，例如叶剑英等人已经对他极为警惕。

然而，孙玉国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他只是视王洪文为自己的上级，所以选择服从他的命令。在此期间，孙玉国按照王洪文的指示，领导学员开展了“批林批孔”活动。

他将几份文件传播给了学员们。后来在一些人的诱导下，孙玉国甚至在总参会议上，也表达了与之相关的言论。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毛主席去世。正在举国上下一片哀伤之时，王洪文等“反革命”却在暗自进行着秘密的小动作。

王洪文想要控制一部分军队以拥有实权。可是8341部队和北京卫戍队不可能听他的命令。于是他想到可以从他在地方军区的“关系网”中施展手段。

王洪文自己的势力起源于上海，但上海与北京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省份。倒是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或许可以利用。

王洪文与毛远新臭味相投，并且沈阳离北京也较近。然而，当时沈阳军区的司令是李德生。李德生是毛主席亲自提拔培养的，可以说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

他对毛主席和我党忠心耿耿。而且，王洪文与李德生之前有过过节，他绝对不可能与李德生联系，让他调动沈阳的军队。

这时，王洪文突然想到了曾经打过交道的孙玉国。孙玉国是沈阳军区的副司令，负责训练军队。虽然他的权力有限，但是他是与将士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人。

他是最有可能秘密调动部队的。于是王洪文和毛远新绕过了李德生，直接找到了孙玉国。两人声称，由于要举行悼念毛主席活动，命令孙玉国立即从沈阳调集一支军队。

前往北京参与保卫工作。当时的孙玉国只有35岁，成为高级将领仅仅3年，资历不高且心思单纯，缺乏政治方面的经验。

就这样，在接到王洪文和毛远新的指示后，他顾不得调兵遣将应该走的程序，直接率领了一支装甲师向北京进发。

军人服从命令没错，但前提是要看接到的命令以及程序是否是合法合理的。作为一名高级军官，在特殊时期，孙玉国没有经过仔细判断就轻率执行命令。

那就是犯了大错误，而不是履行军人的职责。幸好叶剑英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才避免了造成大祸。

叶剑英对王洪文的动作了如指掌。他考虑到此时正值治丧期间，而且王洪文无法随意调动军队，不会兴起大风浪，所以决定暂时不处理他。

但是叶剑英没有放松警惕，他时刻关注着国内各地军队的情况。有一天，叶帅得到了消息，一个师的装甲兵已经从沈阳出发，直奔北京。

叶剑英立即以军委的名义下令，让他们立即原路返回。随后叶帅拨通了沈阳军区的电话，他大发雷霆，怒斥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然而李德生却声称，那一队装甲兵不是在他的命令下出发的。此事他先前并不知情。据他了解，带着装甲师私自前往北京的，是副司令员孙玉国。

听到是孙玉国带兵做的此事，叶剑英感到很诧异。他心想，孙玉国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战斗英雄啊，他为什么私自出兵呢。

结语

尽管解决了一场重大潜在危机，但叶剑英绝不会姑息此事。1976年10月，首都的局势稳定下来后，他立即展开了对这件事的调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因为这个事件，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孙玉国，职业生涯毁于一旦。1977年，他被解除了军区副司令的职务。孙玉国在受到处分的时候，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平静坦然的接受了惩罚。1982年11月18日，经过六年的审查，孙玉国收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并且还被要求转业。

他被调到一家隶属于沈阳军区的军工厂负责后勤工作。在工作中，孙玉国每天都与一线工人打交道，虽然辛苦，但他从未抱怨过。

他原本还有些担心会遭到同事的嘲笑和议论，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相反，厂里还因为他曾经为维护我国领土做过贡献，专门为他安排了一个独立的房间。

经过十年在基层的历练，孙玉国于1993年调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担任总经理。在2002年，孙玉国正式退休。

这位昔日的战争英雄，在获得沈阳军区领导的批准后，他的档案被保留在沈阳军区。他成为了仅有的一名以副师级转业的退伍老兵。

如今，曾经率领边防军在珍宝岛上浴血奋战的孙玉国，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闲暇时他跟其他老人一样喜欢打麻将、写作和绘画。

孙玉国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他最初只是一名工厂的普通工人，后来参军入伍立了功，成为了一名战争英雄。

随后又晋升为一名我党高级将领，但又因为犯了错误，兜兜转转又重新回到了工人的队伍中。所幸他并没有因为身份的转变自怨自艾，从容地为自己的过错买单。

在平凡的岗位上依旧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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